2025年7月31日蒙世军《广西蒙氏族谱总谱》第二篇 区域族情（初稿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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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西蒙氏族谱总谱》
    第二篇 区域族情（初稿）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蒙世军
       2025年7月31日
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前 言

八桂大地，自古便是中原文化与岭南风情交织的熔炉，更是中华姓氏文明生生不息的缩影。蒙氏族人跨越千山万水在此扎根，他们的故事不止是家族迁徙的印记，更是与广西各族人民休戚与共、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的史诗。
      从桂东的粤湘门户到桂南的北部湾海岸，从桂中的民族聚居地到桂西的喀斯特山区，再到桂北的文化桥头堡，蒙氏族人以血脉为笔、岁月为墨，写下“守家、爱国”的朴素真理。他们或拓荒耕耘，让贫瘠山地生长稻麦；或仗剑卫国，在边境筑起无形长城；或传薪讲学，使文脉在山水间绵延不绝。“族之有谱，犹国之有史”，八桂蒙氏的家族史，正是千万家族与这片土地共生共荣的缩影，深刻诠释着“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”的厚重内涵。
      每座蒙氏宗祠的匾额上，“安定堂”三字镌刻着对本源的坚守；每方墓碑的铭文中，“忠孝存家”四字彰显着对家国的担当。桂东田埂上教辨五谷的身影，是守护家国根基的生动注脚；桂南海船瞭望风浪的目光，是践行赤子之心的真实写照；桂北书院里讲授经史的声音，是传承文脉基因的永恒回响。蒙氏的故事，见证着中华民族“根系相连、枝叶相依”的深刻道理——家族的迁徙路连着国家的开拓史，族人的奋斗史映照着民族的复兴路。
      本文循着地理脉络走进各地蒙氏聚居地，触摸的是与土地共生的坚韧，聆听的是与家国同频的脉动。读懂他们的迁徙与扎根，便懂得中国人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深厚情怀；铭记先辈的担当与奉献，方能在新时代续写“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”的崭新答卷。

        🌷第一章 桂东蒙氏

桂东地区扼守广西东大门，东接广东、北邻湖南，是中原文化南下岭南的“咽喉要道”，亦是蒙氏家族最早入桂扎根的核心区域。这片连接粤湘、贯通南北的土地，涵盖梧州、贺州、玉林、贵港东部共25个县市区——其中梧州市含万秀区、长洲区、龙圩区、苍梧县、藤县、蒙山县及代管的岑溪市；贺州市含八步区、平桂区、昭平县、钟山县、富川瑶族自治县；玉林市含玉州区、福绵区、容县、陆川县、博白县、兴业县及代管的北流市；贵港东部则包括港北区、港南区、覃塘区部分区域及桂平市东部。在这里，蒙氏族人留下了清晰的迁徙足迹，孕育出“承中原文脉、融粤桂风情”的家族特质，成为八桂蒙氏文化的重要源头。

一、迁徙源头：从中原到岭南的脉络印记

桂东蒙氏的迁徙史，是中原姓氏与岭南土地相遇的生动缩影， 中原政治经济文化输入八桂，主要通过粤西的西江水路和湘桂边界的灵渠河道。桂东地区蒙氏支系，多从广东迁徒而来，沿西江两岸聚居繁衍，并溯西江而上迁居，形成以苍梧、龙圩、岑溪、藤县、平南、港北等为聚住区的蒙氏群，人口达数万之多。其核心路径清晰可考，与区域历史变局深度交织。

（一）、源头与迁徙路线：主流支系多溯源于中原腹地（今山东蒙阴、河南商丘一带），因两宋战乱、明清政权更迭等历史节点逐步南迁，经江西赣州、广东梅州、韶关等地辗转，最终扎根桂东。这一路线既遵循“中原—江南—岭南”的南迁大趋势，又因桂东“邻粤接湘”的地理优势，成为蒙氏入桂的首选地。

（二）、关键迁入节点：宋代为首次迁入高峰，北方战乱迫使部分蒙氏族人随南迁士族进入广东，后扩散至梧州、贺州；明代形成二次迁入潮，或因军事屯垦（如明廷在梧州设卫所，蒙氏军户定居），或因商贸需求（玉林、贵港为粤桂商道枢纽，吸引蒙氏商人落户）。

（三）、支系实证：梧州始祖是三山公，别号卓霄，原籍湖南长沙府善化县竹儿村。元朝大德元年（公元1297年）任梧州府同知，全家迁至梧州。其长子元保公后裔散布北流、博白、贵港等地，次子元佑公后裔散布藤县、平南、桂平等地。龙溪蒙氏始祖为元保公，是梧州蒙氏始祖三山公的长子，于公元1306年溯流而上定居北流，其后裔散布玉林等地。
      梧州蒙山县蒙氏与广东肇庆支系同出一源，明代中叶为避倭寇之乱迁入，现存族谱中“肇自肇庆，迁于蒙山”的记载可证；玉林陆川县蒙氏则与广东廉江支系关联紧密，清代初年以“垦荒拓殖”为由定居，当地清代墓碑“祖籍粤东”的铭文是重要佐证。迁徙过程中，宋末梧州巡检蒙瑄、明代玉林驿丞蒙明远等家族带头人，为支系扎根奠定了基础。
     贵港东部不同支系始祖不同。贵港八塘蒙村尧岭蒙氏始祖是蒙永泉，元朝年间迁至原布山县罗卜湾船厂立基发源。贵港八塘镇新安和陈湾村等地蒙氏始祖为蒙甘保公。

二、分布与聚居：大支聚族、小支散居的格局

桂东蒙氏的分布，随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形成“核心聚居+辐射散居”的特点，宗族脉络与地域特征深度绑定。

（一）、核心聚居地：以梧州蒙江镇（因蒙氏聚居得名，全镇蒙姓人口占比超30%）、贺州八步区蒙家寨（明清时期形成的宗族堡垒式村落）、玉林陆川乌石镇蒙村（保留13座清代蒙氏宗祠）为代表。这些区域宗族体系完整，族规家训代代相传，如蒙江镇蒙氏“耕读传家”的祖训，至今仍是族人治家准则。

（二）、散居特征：从核心聚居地向外辐射，贵港平南、梧州藤县等地分布着小型支系，多因婚嫁、开垦等原因从主支分出。虽规模较小，但仍保持与主支的联宗关系，如平南蒙氏每年清明会派代表前往蒙江镇大宗祠参与祭祖，延续宗族联结。

（三）、聚居标志：多数村落以“祠堂为中心、祖屋环绕”布局，物质载体兼具历史与文化意义。梧州蒙江镇的“蒙氏大宗祠”（始建于明万历年间），梁柱雕刻融合中原纹样与岭南花卉；贺州八步的“联桂堂”（取“联结桂粤”之意），匾额题字为清代广东籍进士所书，均是迁徙历史与地域交融的见证。

三、家族功业：从地方建设到文脉传承

桂东蒙氏在这片土地上的贡献，涵盖民生治理、实业公益与文化传承，深深嵌入区域发展脉络。

（一）、古代治理与民生：明代梧州蒙氏族人蒙应瑞（1689—1776年），任梧州府通判时，主持修缮西江沿岸防洪堤，抵御水患，当地至今留有“蒙公堤”遗迹，民间仍传“蒙公筑堤，百姓安澜”的歌谣；清代玉林陆川蒙天锡中举后放弃仕途，返乡创办“蒙氏义学”，免费招收汉、壮、瑶各族子弟，推动当地教育普及，义学旧址现存“育英堂”匾额，见证其“不分族别、唯重教化”的理念。

（二）、近代实业与公益：民国时期，贺州蒙氏商人蒙子良开设“蒙记船行”，打通梧州至广州的货运航线，引入粤地纺织、五金商品，带动桂东商贸；抗战期间，玉林蒙氏族人集资修建“蒙氏桥”（今陆川古城镇），方便军民通行，桥身刻有“同心御侮”四字，成为地方支援抗战的实物见证。
         1927年12月梧州市政府成立，第一任市长就是藤县岭景篁村蒙民伟，是广西同盟会骨干，曾任省咨议局议员、国会议员等职，以拒贿显正直。任内规划梧州为“广西大都市”，修街道、建公园、机场，开通航运，办银行及电力厂、硫酸厂，推动工业；支持建广西大学，在家乡办女小和学堂。1929年离任后任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等职。

      （三）、族谱修撰传统：桂东蒙氏修谱历史悠久，现存最早版本为清代康熙年间《梧州蒙氏家乘》（现藏梧州博物馆），后经乾隆、道光、民国三次续修，详细记载支系迁徙、人物事迹及族规（如“禁械斗、重睦邻”的条款），是研究桂东蒙氏的核心史料，其中民国版族谱新增“实业兴家”条目，反映时代变迁对家族理念的影响。

四、文化交融：粤湘底色与八桂风情的共生

作为粤湘桂交界地带，桂东蒙氏文化呈现“多元融合”的鲜明特质，在习俗、语言、技艺中留下跨界印记。

（一）、习俗中的跨界融合：祭祀沿用广东宗族“春秋二祭”传统，春祭清明祭始祖、秋祭重阳祭支系祖，仪式保留客家“三献礼”（献酒、献帛、献食）；婚丧礼仪则吸收湖南元素，如婚礼“跨火盆”驱邪、丧礼“守孝三年”的习俗；同时融入广西本土特色——三月三时，各族蒙氏族人齐聚祠堂，以“对歌联宗”形式联络感情，歌词中既有中原“追根溯源”的内容，也有岭南“山水相依”的意象，打破地域与民族界限。

（二）、语言与技艺的共生：语言上，梧州、贺州蒙氏多操“白话”（粤语分支），但日常用语中夹杂湘方言词汇（如称“太阳”为“日头”，兼具粤湘特征）；手工业方面，既传承中原“蒙氏木雕”技艺（如祠堂梁柱的龙凤、云纹雕刻），又吸收广西壮族“铜鼓铸造”元素，形成独特的“蒙氏铜雕”工艺，现存玉林陆川蒙氏宗祠的铜香炉，炉身刻有中原饕餮纹与壮族蛙纹，是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。
      桂东蒙氏的故事，是蒙氏家族与八桂大地相遇的“序章”。他们带着中原的根脉，在粤湘桂交界的土地上扎下深根，既守护着“耕读传家、睦邻互助”的家族传承，又以“兼容并蓄”的姿态融入地域文化，为这片土地的发展注入了活力。从这里开始，蒙氏族人的足迹向广西各地延伸，书写出更丰富的“八桂蒙氏”篇章。